一、过生日放生怎么回向朋友祝福
1、佛教在线贵州讯2011年2月26日，贵州省清镇市东山巢凤寺在红枫湖举办了“爱生护生为环保尽力践行低碳做合格公民”大型放生活动。
2、活动由巢凤寺住持通植法师主法，当日共有僧众和信众600余人参加。此次活动一是寺院按照中央有关部门安排部署，巩固开展“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成效，进一步增强自我管理服务的能力，维护宗教和睦和社会和谐，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积极作用的有效形式；二是寺院按照贵阳市委八届八次全会提出“三创一办”活动有关要求，紧密结合寺院实际，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由清镇市宗教事务局主办，清镇市协办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指挥部办公室协办的“爱国爱教爱清镇三创一办作贡献”主题实践活动的具体体现；三是寺院践行“爱生护生为环保尽力践行低碳做合格公民”大型放生活动主题,进一步倡导“保护生态环境，珍爱生命”的核心环保理念的有力载体，切实把生态文明观念内化于心、转化于行，为环保尽力，做合格公民，推动“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三创一办”及“爱国爱教爱清镇三创一办作贡献”主题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四是广大僧众和信众共同诵经祈福，祈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各方居士信众吉祥如意，用佛教祈福的方式传递爱心，践行佛教慈悲济世精神，共创和谐社会。法会法缘殊胜、井然有序，与会信众法喜共沾、和乐融融。
3、佛教于东汉分海陆两路进入中土，很快获得发展和传播，唐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即为其盛况的写照。然贵州因地处边隅，交通梗阻不便，至初唐时才由谪官牛腾传入。牛腾在贵州三年，史称“大布释教于牂牁”，其本人“口不妄谈，目不佞视，言无伪，行无颇”，使“夷僚渐渍其化”，佛教渐为当地人奉信，还“置道场数处”，〔1〕开始有佛教寺院，成为佛教在贵州传播重要起点。唐至元七百余年间，贵州佛教无官方专门机构管理，处于散乱状态，各寺庙无住持僧侣，寺庙由当地人自行管理。此时期佛教在贵州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僧众自建寺庙，有文献记载的不下数十座，如桐梓金锭山寺、玄凤寺、兴旺寺、三座寺、正安大成寺、蟠溪寺、遵义大悲阁、沿河福常寺、思州鳌山寺、思南长乐寺、仁怀景福寺、永安寺等，皆为唐寺；宋寺则有遵义万寿寺、福源寺、金山寺、桃源山寺；正安善缘寺、桐梓鼎山寺、崇恩寺、务川铜山寺、绥阳辰山寺、印江西岩寺、沿河沿丰寺、大圣登铁瓦寺、黄平宝相寺、思南华严寺、城子寺等；宋代佛寺遍布黔北和黔东，不但汉人建佛寺，土官土酋也热衷奉佛，使佛教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元寺有正安普明寺、仁怀观音阁、绥阳回龙寺、长石兼寺、凤岗崇佛寺、仙山寺、贵阳大兴寺、开阳龙泉寺、铜仁正觉寺、安顺圆通寺、威宁万寿寺、习安（旧州，已废）开元寺、遵义大德护国寺（湘山寺）等，〔2〕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建立寺院记载。其次表现为外地僧人开始注意到了贵州这片佛教处女地，不远千里，来黔弘法。如据新编《贵州省志?宗教志?佛教篇》，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江西卢陵县人彭如玉到贵阳大兴寺创立精舍，传播“传普庵祖师释氏法教”，为当地僧人真贤接受和传承，并为民间作佛事，此被视为贵州斋祀佛教之始。故到元代，佛教在贵州已大为拓展，不但在黔北、黔东出现名刹丛林，连山岭重迭、交通闭塞的黔中也为佛教势力进入，形成元代佛教在贵州大行其道局面。
4、和尚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平定中原后，充分认识到佛教在政治统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利用佛教“化愚俗，弭边患”。〔3〕其后的明朝君主大抵萧规曹随。永乐十四年(1416年)设贵州按察司，将贵州佛教纳入官方管理范畴，历任君主通过委派住持，恩宠僧人，广建寺庙等手段加强对贵州释僧之管理，使其为世俗政治服务，维护明朝边陲政局稳定，所以有明一代，佛教在贵州广为传播。明僧幻轮《释氏稽古略?续集》曰：“洪武二十一年（1389年）三月，僧录司右善世弘道等于中右门领圣旨，凭僧司行文，各处僧去，但有度牒的僧，二十以上的发去乌蛮、曲靖等处，每三里造一庵寺，自耕自食，就化他一境之人”。〔4〕明朝廷两次给贵州度僧名额。成化二十一年（1475年）全国度僧、道7万人中，其贵州为1000人，云南2000人。寺庙也遍布贵州全省。据民国《贵州通志》统计，明代可考寺院有71座，分布各府州，比较著名的有贵阳大兴寺、永祥寺，安顺圆通寺、兴仁护国寺、普安（今盘县）大威寺、安南（今晴隆）涌泉寺、毕节普慧寺、威宁涌珠寺、能仁寺、遵义大士阁（万寿寺）、湘山寺、瓦厂寺、都匀观音寺，麻哈（今麻江）静辉寺、镇远河山寺、黄平月潭寺、平越（今福泉）三教寺、思南中和山观音阁、铜仁东山寺、观音阁等。〔5〕但以贵阳府最为集中，有13座。各种风俗活动，举凡为死者祭奠、祈祷、信誓、避灾、获福等都有佛教介入，禅风兴盛全境。故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称：“明季滇黔佛教之盛，推其致盛之原因有三。佛教复兴之波动也。有明中叶，佛教式微已极，万历而后，宗风复振，东南为盛，西南亦被动。……僧徒开辟之能力也。滇黔建省较后，其开辟有赖于僧徒。……中原丧乱之影响也。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避地者乐于去邠居岐，故佛教益形热闹”。这殊为确论。陈垣又指出：“然自万历后高僧辈出：云栖、紫柏、密云、谌然各阐宗风，呈佛教复兴之象。流风所被，远及滇黔……自善一纯撰《黔南会灯录》后，明季黔南传灯之盛，始可考见”。明代佛经收藏很普遍，如贵阳大兴寺、弘福寺、平越（今福泉）三教寺、镇远中山寺、思南观音阁、遵义陈堂寺、西来寺、禹门寺等都是著名藏经之处，所着语录约40种，灯录2部，其他著述、诗文书画等难以一一列举，反映明代贵州佛教之盛。鉴于贵州原始巫术盛行，明廷借瑜珈教“重术数”，“重仪式”之特点，为民间降虎求雨，消灾祈福。瑜珈教与黔地巫术颇多相似之处，故传播极速，不久即蔚为大观。佛教与民间崇拜相结合，也就成为明代贵州佛教发展一大特色。
5、明末因清兵之祸，同时发生规模空前各族农民大起义，战乱不已，大量外省僧人来黔避难；清顺治称帝后，很多明朝遗臣不愿事奉满族，相继入黔；永历帝迁都安龙，对佛教仍采取保护、支持之态度。因此，黔地一时人文荟萃，高僧云集；贵州禅宗如日中天，大放异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期堪称贵州佛教史上的黄金时期。此期间临济宗浙江天童派破山海明系在黔传灯，弘扬禅宗，此乃贵州禅宗之滥觞；稍后即以其极强的渗透力，影响贵州各地，最终竟成大器，取代以前瑜珈盛行之局面。总之，有明一代贵州佛教之所以得到长足发展，是与明廷以佛教为“安边化民”之手段是分不开的。
6、入清，贵州仍续明季禅风，各地寺院香火兴盛，信众如云，尤其是诞生几位著名高僧大德而使贵州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包括临济宗大师丈雪及其《青松诗集》、《里中行》、《丈雪语录》、《锦江禅灯》；临济宗另一位大师语蒿及其《语蒿语录》以及赤松及其《语录》、弟子瞿脉及其修行理论，厂石及其《厂石禅师语录》等。他们都为贵州佛教作出了卓绝贡献，被《黔南会灯录》之作者善一如纯誉为在黔弘传禅宗之“破天荒”高僧。可惜的是，这种兴盛局面只保持至清中叶。之后随着国势衰微，西风东渐而日趋式微；加之其间贵州农民起义蜂起，太平军入黔，各地寺院遭受了严重毁坏。据道光《贵阳府志?祠宇副记》和道光《遵义府志?寺观》，两地原有寺院约500余座，咸同之乱后所剩无几，贵州佛教走向破落不堪境地。这类寺院被毁事件，史不绝书，如黔东佛教名山梵净山，明清以来与海内佛教四大名山并列，号称“五大名山”，明末清初山上有著名“五大皇庵”及48脚庵，盛时山上有寺庙近万座，各地朝拜者如云，长盛不衰。但咸同乱后，山上寺院被毁，“寺院及诸菩萨俱为灰烬，尔时僧众风散云流”，“香灯冷落，人烟寂寞”，〔1〕这座佛教名山自此烟销云散，为清末佛教在贵州命运缩影。
7、民国之初，军阀混战，社会板荡不安，民生困苦，很多人在失望之余，纷纷皈依佛教，以求精神解脱，佛教出现复兴景象。另外，民初中西文化交流广泛深入，人们思想活跃，增加了对佛教价值的取向。特别是抗战时期，贵州成为抗日大后方，各地高僧大德纷纷前来宣教，其中又以太虚（1889－1947年）、虚云（1840－1959年）两位大师所宣扬以崇理性、讲逻辑为特征的唯识学影响最大，研习蔚为风气。1942年12月在贵阳成立高峰佛学院培养佛学人才，同时编纂出版佛教图书刊物，如《金刚经注释》、《黔灵山志》、《黔南会灯录》、《海潮音》（刊物）等，对传播佛学义理和知识，作用匪浅。加上贵州省佛教会（1912年）和部分县佛教会成立，也使佛教活动成为一种更有组织性行为。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贵州佛教在民国时期恢复和发展，是前所未有气象，然而在自清康熙以来的“庙产兴学”运动影响下，部分庙产拨入书院、部分充公，寺院元气大伤，1929年国民党南京政府颁布《监督寺庙条令》后，仅遵义一县僧尼因寺院被损毁而上诉南京政府和贵州省政府案件达26宗；〔7〕仅岑巩县就有50多座寺庙被没收改为学校，被烧毁寺院达41座。〔8〕其他各县多有类似情况。所以，以上佛教在贵州出现一些新气象，并不能改变贵州佛教总体上还是在走下坡事实。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贵州佛教界并未置身事外，而是参加了各种训练，并组织抗日僧侣救国会进行抗日宣传、慰问前方军队，追悼阵亡将士等活动。但在灾难深重旧中国，尤其备受战乱影响，贵州佛教仍不能摆脱每况愈下局面。
8、建国后，贵州佛教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广大僧尼参加了土改运动和其他各种政治运动，并最终成为了自食其力的生产劳动者，为社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省内有历史文物价值、影响较大寺院得到妥善保存，有的拨款重修，如列入一类保护的仅贵阳即有弘福寺、黔明寺、东山栖霞寺等，其他地区也不在少数，僧尼宗教活动得到保障，佛教仍能按正常轨道发展。但是从1958年起受“左倾”路线干扰，佛教与反动会道门被混为一体，遭到了严重打击，据新编《贵州省志?宗教志?佛教篇》，宗教活动基本停止。1958年以前，全省25个县约有寺院1000座，1959年以后仅剩23座，僧尼从原来7000多人减至1000人。“文革”期间，佛教被看作封建组织遭到完全取缔，佛像尽毁，殿宇残破，僧尼被迫还俗，所有宗教活动停止或瘫痪，贵州佛教走到了其历史最低谷时期。
9、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重新贯彻，全省各佛教协会恢复工作，1988年省佛教协会在贵阳成立。据2000年《贵州年鉴》载，1999年全省有各类教徒6万人，其中佛教徒20万人，占总数32%弱，已成为贵州最大宗教。改革开放中，各地僧尼因地制宜，或农禅并作，或发展旅游，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当地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0、综上所述，贵州佛教之兴衰可用曲线图示意如下：（略）
二、个人放生蜈蚣
1、根据中国佛教协会《关于印发佛教教职人员行为守则的通知》（中佛会〔2021〕187号）精神，2021年11月15日，贵州省佛教协会组织部分理事及教职人员在贵阳西普陀寺集中学习《佛教教职人员行为守则》，进一步加强全省佛教教风建设，规范教职人员日常言行仪表，提升教职人员学修品格。
2、会上，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贵州省佛教协会副会长通植法师围绕“爱国爱教、守法遵规”，“以戒为师、提振教风”，“勤修三学、提升素质”，“践行六和、增进团结”，“服务社会、利乐众生”等五个方面内容领学了《佛教教职人员行为守则》。通植法师希望全体参会人员深刻领会《佛教教职人员行为守则》精神，严格规范个人行为，约束日常言行仪表，提升学修品格，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维护好贵州僧团良好的公众形象。
3、会议期间，全体教职人员结合《佛教教职人员行为守则》进行了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佛教教职人员是佛教文化的传承者，必须严格践行《佛教教职人员行为守则》,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道德操守和人文素养，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积极推进佛教中国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佛教界力量。最后，妙果会长强调：全省佛教界要高举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以《佛教教职人员行为守则》为操守，以戒为师、正信正行、服务社会、利乐有情，维护好贵州佛教界清净和顺的良好局面，扎实做好本职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
4、自贵阳本轮疫情暴发以来，全省民宗系统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支持引导全省佛教界积极助力抗疫工作，展现了佛教界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和共克时艰的公民担当与社会担当。
5、闻令而动，响应号召。疫情暴发以来，省佛教协会第一时间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号召全省佛教界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做好自身防控，并加强对信教群众的宣传引导，自觉服从、服务疫情防控大局，切实做好寺院消防安全、房屋建筑安全、地质灾害等排查工作，杜绝发生安全事故。9月2日，贵阳市辖区所有合法开放的佛教寺院全部关闭、暂停活动。截至9月8日，全省佛教界未发生安全事故，未发现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情况，疫情防控平稳有序。
6、尽己所能，支援抗疫。全省佛教界克服自身面临的困难，踊跃捐资捐物，以实际行动为抗疫努力奉献。贵阳市佛教协会及黔明寺、西普陀寺捐赠7000套防护服、7000个防护面罩和7000个N95口罩价值约20万防疫物资，乌当区佛山寺捐资2000元、古林寺捐资2000元、青龙观音寺捐资1500元、宝鼎寺捐赠10瓶菜油和200斤大米，花溪区青岩迎祥寺捐资5000元、大兴国寺捐赠自种的瓜果蔬菜无数，安顺市镇宁自治县唸佛寺捐资9990元，黔南州瓮安县白虎山观音寺捐资5000元、独山县莲宗念佛堂捐资500元等；贵阳市乌当区佛教教职人员释昌悟捐资2000元、释妙如捐资1000元、释能净捐资500元，清镇市佛教教职人员福德师父捐资5000元、能清师父捐300元，花溪区佛教教职人员释祖德捐资5000元，遵义市绥阳县佛教教职人员释昌戒捐资1000元等。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省佛教界共捐资捐物折合人民币40多万元，为疫情防控贡献了力量。
7、疫情无情，协力关爱。本轮疫情涉及市（州）关闭的佛教寺院共107处。省民宗委加强调度，督促指导各级民宗部门加强线上线下排查，及时对接协调相关部门力量，帮助解决宗教活动场所关停期间遇到的困难。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统战、民宗等部门的通力协作下，目前全省佛教寺院及教职人员基本能够维持自身正常生活，贵阳市极少部分因疫情原因导致生活较为困难的寺院和教职人员，已在各级民宗部门、属地社区和省、市佛教协会协调帮助下，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
8、战“疫”尚未结束。全省民宗系统将坚决压实工作责任，落实防控措施，及时帮助宗教界解决实际困难，充分发挥宗教团体桥梁纽带作用，汇聚抗疫磅礴力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9、大菩文化贵州讯自疫情发生以来，贵州省民宗委党组高度重视，迅速制定《省民宗委指导宗教界做好舆情防控工作督查方案》进行安排部署，由每名委领导班子成员牵头，委宗教业务处室组成明查暗访组到省级宗教协会、有关市州宗教活动场所，重点督促落实好宗教活动场所落实“两暂停一延迟”(暂停对外开放场所、暂停集体宗教活动、延迟开学)情况。
10、近日来，明查暗访组分别赴贵州省佛教、道教协会、省伊斯兰教协会、省天主教“两会一区”、省基督教“两会”、贵州圣经学校，贵阳市、贵阳市白云区、修文县、清镇市、安顺市、安顺市平坝区、黔南州惠水县等地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明查暗访。明查暗访组认真检查了场所关闭情况、饮食卫生和防疫措施落实情况，详细询问了场所人员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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