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
无论从研究我国历史、文化、现状的需要来说，还是从世界文化与学术交流的需要来说，了解和研究佛教文化都是十分重要的。编选一部实用的又能系统地反映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脉络，反映中国佛教各宗派的主要理论，以及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的重要汉译佛典等佛教资料选编就很有必要了。
1979年在中华书局哲学室的积极支持下，我与石峻教授等合作制订了选编一部《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的计划。当时我们确定的编选指导思想是：“为中国哲学史专业工作者研究或讲授中国哲学史，提供一部比较系统的中国佛教思想的参考资料。同时也可供中国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专业工作者参考。”
佛教能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是经过了一个从与中华本土传统文化矛盾冲突，到与中华传统文化相互吸收融合，以及理论上的自我调整等等，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这也是文化移植中的一般过程。我们在选编时注意到这个过程，选入各个历史时期佛教与道家（道教）、儒家之间在理论上的争论，以及相互吸收的有关文献。诸如汉末的《理惑论》，南北朝时期有关神灭神不灭之争的资料，宋代以来调合三教的著作，如宋契嵩的《辅教篇》，元刘谧的《三教平心论》，明姚广孝的《道馀录》，清彭际清的《一乘决疑论》等都选入在内，以供研究。
佛教不仅是出家僧人的信仰，也有极其广泛的世俗信仰者做其基础的。其中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字著作或艺术作品，宣传和发展佛教理论，其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绝不下于那些出家高僧。如南北朝时期，刘宋著名诗人谢灵运，他的一篇短短的文章《辨宗论》，把儒佛在成圣问题上的异同和当时名僧道生的“顿悟”说揭示了出来，在中国佛教理论的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我们选编的资料中，有相当部分的篇幅选入了历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有关佛教方面的文字。诸如刘勰、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赵孟頫、宋濂、袁宏道、李贽，乃至王夫之（作有《相宗络索》）、龚自珍、魏源等都有论佛的文字入选。
至于近代，佛学对思想界的影响也极为深刻。许多著名的思想家都十分推崇佛教，把佛教理论融入其政治理论和哲学体系中去。我认为不了解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不了解中国近代佛教对社会思想界的影响，是不可能真正弄清楚中国近代哲学的，更谈不上把握其理论特点了。因此，在本资料选编的近代部分，我们选入了梁启超、杨度、章太炎、欧阳渐、熊十力、李石岑、梁漱溟等人的许多论佛著述，供研究近代思想史的学者们参考。有些著名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等也是深受佛教影响的，这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都是可以看到的。但是由于没有专门论佛文章，碍于本选编的入选体例，只得付诸阙如。
隋唐时期是我国佛教发展的成熟时期，其时我国许多卓越的思想家都汇集于佛教的麾下。梁启超曾说过：“六朝三唐数百年中，志高行洁，学渊识拔之士，悉相率而入于佛教之范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同时，在佛教内部也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为此，我们将隋唐部分作为重点来选编，占了整整四册。为了能比较集中地了解每个宗派的发展过程，这一卷的体例也作了调整，即不按人物年代次序编排，而是按不同宗派集中选编。其中重点选入了隋唐四大宗派——天台、法相、华严、禅，同时也兼顾到三论、净土等宗。由于各宗派的著作都很多，要选择精当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其中难免有选择不当或遗漏的。有些资料的版本出入甚大，在历史上的影响也不同，如何选择好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如禅宗资料中重要的一种，《坛经》版本的选择就很不容易。元明清以来在社会上流传的本子主要是元宗宝的改编本。本世纪二十年代从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坛经》的古抄本，其内容与宗宝本有很大的不同。而自敦煌本发现后，经过中日两国学者的发掘、研究，又发现了许多不同的异本，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本。关于《坛经》演变历史的研究，已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1978年，日本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汇集当时已发现的各种《坛经》刊本和慧能的其它资料，加以综合整理研究，出版了《慧能研究》一书，同时，日本著名禅宗史研究者柳田圣山也汇集了中朝日各种版本的《坛经》，编为《坛经诸本集成》，按原版式影印出版。在这以后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版本、抄本。迄今为止，上述两书是研究《坛经》的完善的著作。我们在选编本资料时，考虑到从敦煌本可看到《坛经》的原始面貌，从宗宝本可以看到元明清以降在佛教界、社会上起实际影响的《坛经》的面貌，这对了解禅宗内部发展情况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就将这两种本子一起选入，便于读者比较研究。
摘自《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选编》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