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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宇烈教授在上海玉佛寺论佛教与生态文明
2.2008年10月23日上午，在上海在玉佛寺举办的“佛教与生态文明”研讨会上，北京该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著名佛教学者楼玉烈教授在对本次研讨会进行学术总结时，就生态文明、佛教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等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3.楼教授认为，生态文明是一个相对较晚时期提出的概念，是从生态伦理学发展而来的。现代科学发展以来，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不仅想了解自然，而且有改造和征服自然的强烈冲动。人定胜天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人类中心主义逐渐泛滥，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因此，有识之士提出了生态伦理学，试图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侧重于规范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生态文明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作为一个文明系统， 生态文明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核心，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文明是相对于野蛮和愚昧而言的概念，是人类进步的标志。然而，在人类的真实历史中，从所谓的文明时代开始，就出现了大量不文明的人。文明给了人类力量和手段，让人类更有能力破坏环境，危害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不仅肆意破坏自然，屠杀各种动物，而且自相残杀，手段残忍，伤害惨烈。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深入和拓展，这个文明时代的野蛮程度已经超过了人类。因此，在现代文明时代，我们必须反思传统的文明模式。特别是， 生态文明应该被视为现代文明的标志。建设这个文明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4.按照佛家的观点，要精益求精。楼教授说，人们通常不理解佛教反对坚持的思想和做法，认为没有坚持就不可能有进步，所以认为佛教是消极的。这是一个误解。对佛教的执着，是由分离心支配的执着。如果有分离的心，那么它的坚持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偏颇的，甚至是迂回的。佛教不仅反对坚持，而且提倡精进，而且是积极精进，也就是在明白真理、消除分歧、宁静的状态下精进。是积极进取，是积极勤奋。如果你充满了快乐和喜悦，没有区别，是积极的进步，而邪恶的进步会给人带来巨大的伤害， 他们自己和自然。这就是为什么科技的发展，如果没有人内心的安静制约，可能会给生态带来破坏。
5.那么，如何理解生态文明的概念呢？楼教授将当前社会对生态文明的态度分为三种:一是对生态文明没有认识，即对其内涵、意义和在实践中的推进没有认识，没有自觉的回应。楼教授认为，这样的人很多，他估计他们应该占目前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二是对生态文明的认识不够。虽然我们知道生态文明的内涵，知道生态文明是人类的需要，但是我们认为可以暂时放下，认为是实现现代化的时候了，而生态文明似乎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现代化以后再解决。三是对生态文明的理解， 但这种认识脱离了实践。这种分离来自两个错误的概念。一种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发展而发生一些损害也没关系。这种思想在一些政府官员中广泛流行，因为他们追求政绩，对政绩的保护不被重视；二是科学依据，认为破坏了就可以通过科学修复，但是这种破坏后的修复成本远远超过破坏时获得的成本，只能修复不能恢复。所以我们反对这些现象。可见，生态文明与实践要解决的是人文与生态的关系，生态不是简单的科学问题，而是人文问题。生态文明的一个障碍来自于对科学的盲目依赖。因此， 我们应该提倡人文和科学的交流，把它们结合起来，互相学习。只有这样，生态文明才能建立起来。
6.对于如何从佛教中开发与生态文明相关的资源，楼教授认为，生态文明是近代才提出的新概念，并非传统，但传统中也有类似的思想。生态文明的源头来自生态伦理，关注的对象是人的生存环境。从佛教中挖掘出如何保护环境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用于现实的生态环境保护，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挖掘佛教文化资源，比如人文生态，人文生态可以分为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从而丰富生态文明的内涵。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开发佛教资源，应该更多地关注精神生态中的丰富资源。自唐朝以来， 中国有以儒治天下，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传统。佛教在精神环保方面确实有特殊的优势。佛教可以通过精神环保为生态环保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所以过去只提生态伦理是不够的，因为生态伦理只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也要强调科技伦理，这样我们的科技发明也要受到伦理约束，即一项发明的出现要考虑是否会对生态造成破坏。科技无限制的发展造成了现在的生态问题，而科技的主导因素是人，所以最根本的是解决人的问题， 而人的问题，关键在心里。可见精神环保很重要。
7.从佛教理论看生态文明，起源说值得一提。从这个理论可以看出事物的关联性。我们不仅要尊重生命，更要在行动上珍惜生命。现在流行的放生有很强的个人功利性，要更进一步，引导大家积极关爱学生。另外，早期佛教说我是空无超脱的，众生生活在五浊恶界，所以要离开，阿罗汉就是要离开欲望，断我执，主张人无我。佛教时期，开始讨论自然的问题，提出自然清净，客尘染。那么，所有的法律都是干净的吗？由此提出法清净，人无我发展到法无我。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许多不同的论点。禅宗主张理解和回归自然的纯净(本色)。在宇宙中，每个人都回归纯净的自然，生态文明就建立了。
8.作为社会的一员，无论他的思想多么独立，多么追求隐居生活，都无法摆脱他的社会。在这个以群体出场为重要活动方式的社会，你要么选择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关心，要么就必须尽自己作为社会一员的责任。如果你不在乎，你是在问自己。一个社会成员应该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在很多人眼里，宗教是神秘的、边缘的，有的甚至不给宗教任何社会认同。但与对待宗教的一种态度截然不同的是，宗教白体并没有边缘化和隐蔽化，而是将宗教的本质、一些人生意义和哲理软化并传播给大众，在潜移默化中发挥着道德导向的作用，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不为人知的贡献。在对正义、道德和伦理的衡量和批判中， 佛教不是沉默的。他们继承了从当下唤醒世界的重任。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的部门都为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稳定做出了努力。今天，他们坚持维持一些精神领域的基本原则。
虽然，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佛教“出世”的表象深入人心，但当你进入或仔细观察佛教对人类世界和周围生活环境的一些行为时，即使是我们这些没有剃度的人，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佛教是在以“出世”的表象行使“入世”的慈善。看来守善因结善果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空洞概念，也可以被房间里的那些事实照亮，成为茫茫人生大海上的一盏明灯。当非典事件和东南亚海啸突然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时候，作为佛教组成部分的玉佛寺责无旁贷，果断以最实际有效的方式施以援手。与此同时， 他们还举行仪式，并以佛教特有的仪式向遭受自然灾害的人提供真诚的祝福和祈祷。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明建设中，中国政府的倡导和建议，佛教界结合教义作出了积极的响应，这是与时代步伐相协调的。
而这次我参加的是5月15日上午。上海玉佛寺觉群楼多功能厅举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上海玉佛寺觉群佛教文化艺术基金成立时，我更惊讶地发现，这种与千千万万的佛教徒相比，容易被“庸俗化”，在一般意义上看起来“俗世”的组织行为，与其核心教义仍是一脉相承的。建立”机构“，目的是弘扬佛教；弘扬佛法的目的是教育众生...所以玉佛寺不避讳借鉴“俗人”的运作模式。他们早期开展过各种佛教文化活动，造福佛教，世人也不会回避使用“文化周”和“MBA研习会”。外语班”等培训方式。我想，在佛教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的反思下， 这种做法一点也不“俗”。此外，当政治领袖、学术学者和宗教人士聚集在一起为同一个目标大声疾呼并热情倡导时。这种和谐的氛围完美地体现了我们当今时代的另一个主题——和谐。
在这个仪式上，玉佛寺的住持唤醒和尚倡导整体。上海佛教信徒聚集在一起，学习胡锦涛主席关于“八荣八耻”的讲话，从自身做起，知荣辱，讲文明，立信仰，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事实上，“八荣八耻”作为一种基本的道德底线，鉴于其简单而深刻的含义，必然会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不仅有助于公民将“八荣八耻”的规范因素作为个人行动的参考因素，也有助于塑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和氛围，从而有效塑造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和谐。
佛教界配合倡导“知荣辱、讲文明、建诚信”。“促利和谐”的学习，必然会在广大佛教信徒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而且，近年来，年轻人倾向于回归传统心理学，试图在传统宗教中探索生命意义的想法日益强烈。佛教以其博大精深的教义，对青少年价值观和善恶观的塑造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蒙作用。自古以来，佛教也是稳定社会和人心的巨大力量。基于佛教慈悲、平等、智慧的原则，如何积极参与到关怀国家、稳定社会、净化人心的工作中，正是佛教众生的大愿。与“八荣八耻”一起， 构成了一首在安定社会中相映成趣的优美乐章，悠扬而不绝。
9.该寺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古寺。上海其中一个景点。
10.今年春天，观音受寺院住持甘泉法师之邀，前往修复后的庄严寺院参观。一进山门，他就看到朱复戡先生在黄色照壁上写的四个残破的大字:“红鸟古寺”。红鸟是三国东吴大扫帚孙权的称号。1700多年来，它一直是一座佛教寺庙。寺庙的历史真的这么长吗？笔者就此事询问甘泉大师。住持简要回顾了寺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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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鸟古寺”有史为证:据宋代杨倩所撰《邵熙云剑志》(邵熙为南宋光宗国号，1190年至1940年)；该寺原名重元寺，建于红鸟十年(公元247年)。庙址原在吴淞河北岸。现在是吴淞江。苏州河流。这一说法也得到唐代道宣大师所撰《释迦牟尼方志》的旁证支持:“西晋建兴元年，吴淞河上漂来两尊石像，吴人迎至湖滨重元寺。就像背诵一个题目“魏巍”和一个题目“叶佳”，(叶银雪)。建兴元年是公元313年，距离红鸟十岁已经六十六年了。当时有崇元寺，建于红鸟年， 这自然是相当可靠的。然而，甘泉大师认为，除了这个旁证，还有一个重要的依据...研究过江南佛教史的人都知道有两句话:“来了白马寺，红鸟年和尚到。”前一句解释:佛教经典都来自于洛阳白马寺最后一句解释的是，直到红鸟年，才有僧人来江南传佛。第一个来到吴栋的和尚名叫康僧会(晋朝以前，所有的和尚都以老师的姓作为自己的姓。晋朝第一任政府以“师”为姓。东汉皇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开始进入中国。这一年，明帝派蔡溪去西域迎法。到月底的时候， 他听了天竺和尚叶佳和朱发兰的讲座，大为叹息。迎接他的是《白马经》。洛阳。明帝大岳方便来年。洛阳在郊区建一座白马寺。从永平十年到红鸟年，相隔17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佛教一直没能从中原传到江南，这说明尽管当时的统治者大力倡导，但一直没能广泛传播，因为佛教和中国的传统儒学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儒家主张“身皮之损，父母不可损”；佛教出家，要“斩断三千烦恼”。再比如儒家，强调“不孝为大，一；而佛教却要弃家弃俗。不说别的，就这两件事， 不要说文人受不了，就连普通人也受不了:遭到反对和抵制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虽然僧人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到了葛阳，但他们最晚在30年代才到达江南。
2.然而；虽然来的晚，但是很快。虽然这个和尚来自天竺，但他了解中国皇帝的心理-快乐，超自然的力量。因此，他一到建康(今吴国)南京)，是“为权(孙权)感舍利以示灵。”孙权“因大齐寺译经。于是乎，江左大法昌盛。”(《一个和尚的传记》)这个寺庙就是大弘济寺，江南最大的寺庙。皇帝带头，臣民自然响应，各地广建佛寺。寺庙应运而生，这是合理的。据传，名庙几乎与寺庙同时修建，至今仍有。苏州北寺，上海龙华寺。
3.从这段引文来看，说明“红鸟古寺”这个词真的配得上寺庙。
4.那么，红鸟帅的时候神庙的进化意义是什么？在唐朝；改名永泰寺。然后在宋真宗北部的祥符元年(1008年)，它被重新命名为寺庙，并一直延续至今。1216年，宁宗嘉末年九年，由于河水的冲击，寺庙摇摇欲坠，于是好心的男女把它搬到了卢普沸井河畔，也就是今天的寺庙所在地。虽然在元明清时期，但寺址从未改变，寺庙在此裹住定居已有778年。
5.从寺庙的规模来说，元明时期相当宏伟。有两件文物可以证明:一件是保存完好的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铸造的钟。二是大厅的古柱式基础。明末清初，逐渐衰落。清乾隆六年(1741年)，礼部侍郎麦欢重修正殿。乾隆三十七年、四十三年，徽州人孙思旺捐资重修。与此同时，达海和尚将一棵自焚的古银杏树刻成十八罗汉和魏像。太平天国时期，上海这里是重要的战场，庙区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几经拉锯，难免焦头烂额，幸存者只剩下大雄宝殿的外壳。到光绪六年(1880年)， 住持和尚鹤峰苦行僧筹款，得到杭州巨商胡雪岩和上海士绅、李朝觐、唐景星等人纷纷捐款，重新开始重建。第二年竣工，驻军之日，恰逢农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诞辰。鹤峰借此机会举行盛大的沐浴仪式，庆祝佛祖开光，善男信女众多。从此，每年四月初都会举行庙会，持续时间很长。四年后，光绪十年(1884年)，方丈和尚出世，再次扩建，东西回廊也在此时建成。到清末民初，这座规模宏大的寺庙已经成为上海一个很大的旅游景点。
6.后来上海市区正在向西扩展。1919年，寺庙附近的沸水堤被填平，变成一条路，郎命名为寺庙路(今南京西路)。此后，湖西一带日益繁荣，寺庙香火兴盛。僧侣们在大雄宝殿的东面建了一座三庙，供朝圣者朝拜。上世纪40年代，由于道路的发展和权贵的强占，大雄宝殿以西的房屋全部变成了商铺，就连山门也未能幸免。1945年抗战胜利，住持吴德大师在原山门东端新建山门，在门头疏浚著名的“天下第六泉”，在涌泉旁立印度阿育王石柱。建成后，他还在涌泉石围栏和阿育王石柱周围用铁条进行保护。
7.1953年4月，住持宋大师在寺内设立了坛城。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行修法大会，推广密法。
8.可惜好景不长。这十年来，寺庙也吃了不少苦头。寺庙内的佛像、藏经、器物、文物等被烧毁或被复制、毁坏、丢失、不知去向。房子也有人住。1972年，占据大雄宝殿的印刷厂意外失火，全部被烧毁，只剩下几根烧焦的椽子。一代名刹，差点全军覆没。
9.玉佛寺由甘泉法师监管，甘泉法师成为寺方丈，开始整理修缮，逐渐重复旧观。近日，博物馆归还了上文提到的洪武二年铸造的钟，文物保护委员会归还了八大山人名画、文徵明真迹《琵琶行》等在浩劫中被抢走的珍贵文物。
10.甘泉大师对钟物归原主最感兴趣，因为他想到了陆放翁的一幅名作。泰州'光孝寺复兴'，其中提到:光孝寺曾被金兵烧毁，只留下一口大钟，但大钟幸存了下来，守护着光孝寺重光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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